资生网 731部队魔爪曾经伸进大连

9月18日起，反映731部队罪行的电影《731》在全球多地上映，那段被鲜血与罪恶浸染的历史再次被拉入公众视野。在那段黑暗岁月中，日本侵略者建立的一个以“卫生研究”为名的机构，从殖民统治的工具逐步演变为731部队实施细菌战的帮凶，成为专门研制细菌武器、开展活人实验的人间地狱。直接管辖包藏祸心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前身是1925年日本殖民当局强征中国土地建立的满铁卫生试验所，对大连卫生研究所的打造，从一开始就暗藏服务战争的阴谋。 1907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业，逐渐将殖民触角延伸至卫生领域。1924年，金井章次出任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后，提出成立卫生研究所的方案，获得满铁同意，决定在大连下葭町建立满铁卫生试验所。1925年3月，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强迫当地17户中国居民迁移，无偿征用菜园和棉田13亩破土建设，12月基本建成。1926年1月开始业务工作，金井章次兼任所长，初期规模小，仅有员工30名资生网，其中日本人20名资生网，中国工人10名资生网，主要生产牛痘苗供日军、满铁人员及日本移民使用。 1927年4月，满铁卫生试验所改名为满铁卫生研究所，扩大试验项目，开展对麻疹、鼠疫、猩红热等传染病的研究及血清和疫苗的研制，同时增加水质、饮食卫生试验项目。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扩大，金井章次辞职，后由安东洪次任所长，研究所规模急速扩大，不仅两次增加人员，增设生化、寄生虫等研究试验机构，还增加了生产品种。1937年时，研究所占地面积达38135平方米，建筑面积6120平方米，有41栋建筑，设置细菌、病理、化学、卫生、血清、痘苗和庶务七个科系，成为日本在华重要的卫生研究机构。1938年，日军731部队本部移驻哈尔滨平房地区后，加紧了细菌战的准备活动。日本关东军以“军方需要血清和疫苗”为由，接管满铁卫生研究所，交由731部队直接管辖，对外改名为“大连卫生研究所”。罪恶活动惨无人道被731部队接管后，大连卫生研究所彻底撕下“卫生研究”的伪装，开展了一系列丧尽天良的罪恶活动。在细菌研制与生产方面，研究所调整业务重点为“制造为主，研究为辅”，全力为细菌战服务，并明确了大连卫生研究所与哈尔滨731部队本部的关系，规定大连卫生研究所血清原料供应不足时，由731部队本部负责补充；当731部队本部及各支队需要血清、疫苗时，由该所负责供应。1943年，军医少尉黑木正彦还曾命令研究所人员研究坏疽菌苗，人体一旦感染这种病菌，就会全身发热，局部红肿，肌肉出现坏死，治疗时大多需要截断四肢，可见日军的残忍本性。 731部队本部多次派技术人员赴大连指导，其中有霍乱菌专家凑正雄技师率细菌班全体成员、昆虫班大部分成员，携带4台超声波设备抵达大连，通过超声波观察人体体表深部组织反射波型等，辅助制造细菌。同时，他们到处搜集老鼠、跳蚤，使其染上鼠疫杆菌，再将带有鼠疫菌的老鼠、跳蚤投到战争前线。研究所还配备五六百个“石井式细菌培养罐”，用以取代易碎的罗氏玻璃培养瓶，一个石井菌罐盛装的浓缩细菌浆液，相当于数十个罗氏玻璃培养瓶，细菌生产量极为惊人。此外，约1944年秋天，研究所为培养span class="bjh-br"/> 更令人发指的是，大连卫生研究所与731部队本部一样，使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1944年2月至3月，大连卫生研究所曾要求关东州厅警察部长潮海辰亥批准用活人作细菌实验，潮海辰亥亲口供述曾批准过一次，将一个人用于细菌实验。原大连宪兵队曹长三尾丰1995年10月来大连谢罪时也亲口承认，当年他的一位朋友曾在大连卫生研究所亲眼看见过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解剖实验。仓皇覆灭罪证难掩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大连卫生研究所的罪恶之路走向终结。面对战败结局，研究所开始疯狂销毁罪证，将重要机器设备、实验器材或运回日本，或沉入大连近海，山内丰纪（731部队军医少佐渡边道的助手）明确表示，研究所内用于大量生产细菌的五六百个“石井式细菌培养罐”，因来不及处理被扔进大连港外海，给当地民众生活留下长期隐患。此后，苏军进驻后接收部分设施，1946年至1947年，研究所恢复生产牛痘、伤寒及霍乱疫苗，支援解放战争；1949年5月，中共旅大组织接管研究所，1950年改称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划归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领导，这座曾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机构终于回归人民手中，开始为民众健康事业服务。战后，所长安东洪次潜逃日本，以医学权威身份担任东京大学教授、传染病所所长，逃避了正义的审判，但其1941年发表的《白喉与猩红热的预防》论文，收录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成为该研究所服务细菌战的铁证。随着东京审判的推进，三尾丰、田村良雄等战犯的供词和潮海辰亥的口供，以及中国工人的血泪控诉，使研究所的罪行逐渐昭然于世。大连卫生研究所见证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是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罪行的重要铁证，也成为近代中国被侵略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伤痛印记。如今，尽管研究所旧址已在历史变迁中拆除，但档案文献中的详细记载、幸存者的亲身回忆，都成为铭记这段历史的重要载体。